如果从年清朝人冯启钧购置“利江来源”号蒸汽机轮船，开辟了从汉口的汉江口到武昌的汉阳门轮渡航线算起，武汉轮渡的历史至今刚好有年了。
现在再去搜索冯启钧的名字，所能搜到的大多是寥寥几段周边人的笔墨，而他本人只留下几首对张之洞的挽联。
就像冯一样，历史悠久的武汉轮渡同样名声不大，它的知名度远远不符合其悠久的历史。提起轮渡，人们常常会想起上海外滩的观光轮渡，往返于厦门知名旅游景点鼓浪屿的轮渡，当然，还有著名的香港”天星小轮”，常常与浪漫、复古、廉价联系在一起，游客们登轮欣赏维多利亚港的夜景，饱览中环的繁华。那武汉轮渡有什么不同呢？
轮渡码头。
如果一定要用一个词总结武汉轮渡的不同之处，那就是，烟火气。
首先，如果你想深入体验真实的武汉轮渡，你可以把各种观光、夜游、商旅游船的航线——简言之，所有票价高于2元的航线先放在一边。
登上早上的武中线，从武汉关码头到中华路1号码头，首班”船”是在6点半，票价1块5。可以刷公交卡，好处是票价会便宜2毛钱；也可以刷支付宝的武汉电子公交卡，好处是偶尔能享受到更大的折扣，比如我只花了6毛5分，而同伴只花了3毛钱。早高峰在7点半来临，高峰期轮渡每20分钟1班，其余时间30分钟1班。
冬天的武汉轮渡人不多，无疑，最大的阻碍是冷。船友三水之前上班的地方在江边，江风吹得冻死人，或者说，冻得“筛糠”。对三水来说，坐船上班只要40分钟，船上大概只需要15分钟。开车？早晚高峰都会堵。
一位赶着上船的乘客。中华路码头和集家嘴码头都较为朴实。
尽管时隔大半年，但疫情依然是武汉人谈话中不可避免的一环，许许多多不确定的因果因此而生：因为疫情，买车的人骤增，于是道路更堵，反而是地铁没那么挤了（当然，高峰期依旧可怕）；因为疫情，许多实体店倒闭；因为疫情，八十多天一人一狗相依为命，自己家的金毛都学会吃白米饭了……
武汉这些年地铁线路迅速延伸，地铁无论从车次还是效率来说，都超过了轮渡。但三水还是宁可夏天早一点出门坐船，原因无他，地铁“挤死人”，而夏日的轮渡却舒服怡人。除了可以带上电动车、自行车，早上在轮渡上吃早饭的也屡见不鲜。
记得我上大学第一天，早上我对室友说，过早去。他们听不懂这个词。然后我才知道，原来“过早”是湖北的特有说法，湖北的”过早”一词同时可以指代名词，早饭，比如“过早买了没”；以及动词，比如“过早克”，意为去过早。
在北京工作时，就有一家湖北小店名叫”过早”，仅仅从店名你就可以断定，这家店一定是湖北人开的，里面的食客也大多是湖北人了。关于”过早”这一说法的来源众说纷纭，但你或许可以从早上的武汉轮渡上得到一些解释：船在走，人在吃，过了江，过了早。
从中华路码头下来，步行不久就能到得胜桥。这条巷子可能是最有传统市井烟火气的巷子了。即便是面临拆迁，也因为每天各个铺面老板们卖力吆喝而丝毫不显得有任何衰败前兆。也能从对话中听出来，来的不少也是熟客了，大家家长里短，并不只是会聊买卖。
无论哪种解释都摆脱不了湖北丰富的早餐文化，一个例子是，从同处湖北的我家到武汉仅有多公里远，但两地吃的“米粉”就不是一种粉了，当然，也和桂林米粉或者广东肠粉完全不同。湖北的早餐品类从豆皮、米粉、热干面到糯米包油条、泡汤烧粉、油饼包烧麦，可以选择的品类多到你甚至很难让你的本地朋友推荐一家早餐店，他们大概会告诉你：自己家楼下的最好吃。除此之外呢？那只要开得久的，就一定好吃，因为在竞品如此繁多，食客又极端挑剔的竞争环境里，“不好吃的都倒闭了”。
下午，因其临近分隔日夜的黄昏，常被诗人们赋予丰富的含义：“神经质的绝望、啰嗦的不安、不顾一切的毁灭冲动或是无事生非的表达欲、怀疑论”（柏桦《左边》）。但这些和武汉轮渡都无关，黄昏对于武汉轮渡来说，只意味着一件事：下班晚高峰。
抛开舒适度和低廉的票价不谈，武汉轮渡一百多年经久不衰最大的原因，依然是它许多不可替代的实际功能。在早晚高峰每一班航班开之前，你都可以见到拥挤的人潮。上轮渡时，你和电动车挤出一条路；下轮渡后，你隔着铁栅栏，看到又有新的人群正在翘首以盼。到了现在，它成了想要过江的外卖送餐员的跑腿神器。上不了地铁、公交的电动车，却是外卖员的生存基石。轮渡就是他们的长江大桥，就是他们的N号地铁线，就是他们的过江隧道，就是他们永不堵车的江面纵贯线。
无怪乎每当抵达时，轮渡的管理人员都会毫不客气地上来清理船厢，用一口武汉话说：“下克了下克了！”（下去了）你企图为了观光而拖延的每一分钟，都可能导致一个上班族晚回家半小时。
每一班轮渡靠岸之后，船员们都会在彻底靠边之前一个跨步到岸边，然后开始固定船体，每天往复若干次，日积月累，固定的桩子也都磨得锃亮。
本地朋友“找不到”告诉我，她从小就坐武汉轮渡，到现在已经30年了。找不到对我说，小时候她们都是用的月票，没事的时候就来坐，从船头坐到船尾，开船坐到到岸，也从来不会有人来赶下船。
二三十年前的武汉轮渡格局和今天大相径庭。过去的轮渡正中间是一个巨大的圆柱体主机，最前头是船长室，两边有两条过道，噪音巨大，“里面就像好多打字机一起”。找不到的爷爷辈起就是长航的船长。她小时候，家人们经常拿她对船的痴迷逗她：“长大了你接班。”她说：“我不接班，太吵了，我耳朵受不了。”
例外是冬天。天寒地冻，江风凛冽，主机却因为烧煤发热而格外温暖，即便是再受不了噪音的人，也会在圆柱旁围成一圈。
轮渡上的常客除了上下班的人，最多的就是外卖小哥了。能停电瓶车、票价便宜、节省时间以及路程，轮渡成为他们最常用的中转工具。
那个“好多打字机一起”工作的主机，则成了江湖艺人的舞台，这使得武汉轮渡更像是北京地铁、东北大巴和武汉马戏团的集合体。在船上，找不到见过或听过各种杂技表演，猴子、狗、吞宝剑；直至今日，轮渡上都偶尔出现行乞者。
船友NEWLOOK还把这类乞丐和北京地铁乞丐做了对比：衣着破烂，拿着碗，很光明正大很主动地问你要钱；地铁里面的乞丐都衣着蛮整齐干净的，只能偷着行乞。另一个船友涛哥40年前体验过：“船上还有民间艺人说唱。年代，武汉大学的电影票当一毛的船票用。”
确实，除了船头驾驶舱里的船长和赶你下船的，你在轮渡上几乎看不到什么工作人员。理论上说你可以进行一切活动：跳舞，歌唱，或者一杯长岛下肚，转身跳进长江。
船舱下面噪音十分大，貌似是发动机所在的位置，也不允许乘客进入。
不得不说，到了夜晚，零点航班的船舱设计的确像一个舞厅：四周散乱地摆放着简易折叠椅，船厢中间是大块空地和木质地板，门口“欢迎光临”的红色地毯和绿植，让你不得不怀疑它们和舞厅是不是从一个地方批发而来。
晚上8点过后，上下班的廉价轮渡收工了，取而代之的是开到晚上11点的零点航班。但从去年起，轮渡也做起了某些迎合年轻人的改变：跨年夜的零点轮渡收工时间，从晚上11点延迟到了第二天的凌晨1点。年长江上的最后一班轮渡，似乎听起来比“地球最后的夜晚”也不遑多让。
当然，考虑到零点航班是10元的票价，电动车、自行车不能登船就可以理解了。
一百多年前曾经有外国人这么回忆过上海外滩：“在外国人的回忆里，外滩常被诗意地与它的闲言碎语，它的凉爽夏风，它的不断变换的景色，愉快的散步兜风，令人怀念的友情和让人沉思的淡淡哀愁联系在一起。美丽的大花园、天然的猎鸟地，不需要签证的逃难处，对西方人来说，这里也是永远的家。”
事实上，从武汉关码头出发，早晨、黄昏和夜晚的景色同样各有特色。如果你在天黑之后、晚上10点之前登上武汉轮渡你能看到：高楼楼体上画卷式的灯光（据说是一个有主题的故事），这是军运会留下的遗产；橙红色的鹦鹉洲大桥，轮渡是这座“武汉金门大桥”的最佳观赏点；一柱擎天的龟山电视塔，是中国自行建造的第一座电视塔，曾有“亚洲桅杆”之称。所谓“龟蛇锁大江”，正是隔江相望的龟山与蛇山，山上有成排的古代武士雕塑。
轮渡上二层座位区的乘客们。
不过，武汉与外滩或维多利亚港最不同的一点可能是，长江两边的建筑和灯光还没有那么繁华密集，黑色的背景反而适合拍夜景人像。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们在冬夜里11点半的末班航班上，还能看到两个身穿华丽汉服的女生，怀抱着一大束百合，在二楼甲板上迎着冷风倚江合影。这个点的航班，几乎再没有什么都市夜归人，大多是出双入对的情侣。
走出中华路2号码头，再显眼不过的就是武汉市长江大桥，这座桥的重要性无需赘言了。但是本地朋友告诉我这座桥有个说法：走完这座桥的情侣都会分手。“为什么会分手？”他自问自答，”因为情侣都会分手的。”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年武汉的普通本专科学生人数高达万人（近年来被广州和郑州超过）。这么说，每年都有几十万个大学校园里的幸福与心碎故事在这座城里发生。
无论如何，还是回到码头：正对着你的街叫“自由巷”，往南走数十步，就是“民主路”。再往南边一点呢，则是纪念辛亥革命烈士的“彭刘杨西路”和纪念满清大臣的”张之洞路”。隔江相望、你刚刚出发的武汉关码头附近，是民生路和民权路，没错，正是三民主义其二。仅仅从地名上就可以发现，武汉是一个如此杂糅的城市，古、近、现、当代在这里交汇。
武汉长江大桥的建成让车辆更加方便地通行，也让搭乘轮渡的人变少了，大桥下的江滩成了本地人和游客都喜爱的“打卡处”。
但无论你选择“自由”，抑或“民主”，你都会顺着食物的香气，走进武汉最著名的小吃一条街，户部巷。毫无疑问，如今这类城市名片早已大同小异、面目模糊，同样从义乌进口的小商品，同样以辣椒、味精或白砂糖加工的食物，同样的一条街，在厦门叫鼓浪屿，在重庆叫磁器口，在北京叫南锣鼓巷，在杭州叫南宋御街……在武汉叫户部巷。
但这也许并不是你排斥和拒绝它们的理由。且不说如果你跳过所有的筛选成本，那探寻的乐趣也会大大减弱；哪怕真要你尝尝够本地、够特色的食物，你的肠胃能不能习惯还真不一定。随便举一例，坐完零点的轮渡你感到饿了，你跟随着一对看起来非常本地、非常懂行的小情侣，从民权路转到新华路最后绕到一条窄道上的某一家以“精粉世家”命名的米粉店。你会疑惑：为什么这么多人在排队？然后你会惊讶：这么一家米粉店居然是24小时营业？并且你还会受到冲击：前面一个其貌不扬、穿了灯芯绒睡衣的大嗓门男人，居然点了18碗粉给自己的朋友家人？最后，你会疑惑加惊讶：为什么一家24小时营业的米粉店，会24小时有种类型的人排队？
也许，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坐完轮渡后老老实实地去排队，买完粉，然后边吃边观察：晚上11点来买粉的是打了一天牌或麻将，脑力劳动忙得来不及吃饭的中年人；凌晨一两点买粉的是刚结束上半场，匆匆吃一碗粉就要去赶场的夜场潮人；早上五六点来买粉的，要么是新的一天的迎接者，要么是总算结束了一整晚的娱乐活动、仍然活在旧的一天的都市夜归人。这种时候，你的确想扒开这些夜归人的肚子看一看，里面到底有几碗粉。
轮渡上第一层空间很大，正中间没有安放座椅，就为了骑自行车和电瓶
车的人方便停放交通工具。有的乘客不想上楼人挤人，所以空旷的一层
窗边就成了他们放松的好地方。
如果你坐到集家嘴码头，轮渡刚好停靠在晴川桥下。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如今晴川与鹦鹉都成了两座大桥的名字。但从集家嘴下船所看到的景象，与武汉关或者中华路就气质迥异了，走出码头，通向地面的是破旧的长条木板。就在今年夏天，长江汛情，武汉的江水涨到极高，轮渡停运。对这些木板来说，夏天成了休眠的日子，只不过“夏眠”发生在水下。
集家嘴过去和现在都是武汉的小商品中心，林立的服装市场叙述着江汉平原上这座纺织业大市的光荣。广予在汉江边的“凹凹”里长大，小时候，他经常跟着父母大半夜坐轮渡去蔡甸批发梢瓜。“三轮车装满筐后，上堤时要使力帮着大人推上去。大人和菜贩子谈好价去称重时，我留下帮照看剩下的。全部卖完后会吃碗热干面再回去。”他说。即便是平时买东西，他也要坐轮渡去蔡甸，那里有他最爱的牛杂骨和藕汤。
我也在码头上度过了一段童年生活。我的家乡同样在长江边，每到进货时，开小卖部的母亲就会乘着露天的小货车，带着我坐在货厢里，前往码头。对一个不到10岁的小孩来说，那并不是一段特别美好平坦的路途，也算不上崎岖。但母亲为了“奖励”我陪她一起来码头进货，每次回家时，都会递给我一包最贵的果冻。于是，在年幼的我心里，进完货后挤着一包果冻和母亲颠簸回家，也成了一段美好的回忆。
船员脾气暴躁，小商人精明，码头文化团结务实，这种种又再度在武汉冲撞杂糅。在武汉我在街头采访了一个66岁的退休老船长，他说他什么船都开过，年轻时在武昌造船厂造潜水艇，专门做高压阀门，造了8年，无聊，想打人。这和我在歌谣里听过的“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的形象似乎有点距离。
“军工厂都是流水线，一年一年，日复一日，无聊。”他抱怨当年的工作，“你枯（燥）死我了，每周要打架，烦的。”
“您打架狠吗？”我说。
“那还蛮狠的。”他说，打着打着，他就在造船厂打出了名声，一万多人的造船厂，“我排老三。”
“那您为什么打人呢？”我问他。
“我总归是有道理啊，总不是乱打啊。你像我，公交车司机不把我送到门口，让我走两站路。还有你看啊，公交，插个队。”
“然后您就打抱不平？”
“不是。后面的人老嚼，这个嚼，那个嚼（武汉话，唠叨、逼逼的意思），嚼什么嚼。”
这时我懂了，他是插队的那个人。
如今，这个把自己的屋子专门装修做旧的老人，身上的蛮横气已经深深地掩藏在每天从支付宝抢优惠券的忙碌中。但船员的暴力和暴躁似乎就像船缆一样，无论轮渡怎么进化，缆绳依然是最方便的固定物。或许，对于船员这一职业来说，这样的行为和气质是职业本身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驾驶舱里一般都有2-3位工作人员在，他们将一船又一船的旅客安全送到对岸。
随着一声汽笛，轮渡靠岸，新的一批人已经在铁栅栏后等待。对于找不到这种坐了30多年轮渡的武汉人来说，轮渡的仪式还缺了最后一环：过去，船靠岸时会“砰”的一声撞上码头，船体为之一震，所有人也都预期了这一声巨响。
如今，如果不是在船尾仔细聆听，船的出发和靠岸都安静无声，还能勾起当年回忆的声音，只剩下百年不变的汽笛声。对于外行来说，这些汽笛声尖锐而雷同。但找不到说：“作为船长或者船上的工作人员，他们都认识船的汽笛声。每一个船都不一样的。我根本听不出来，因为汽笛这种东西就是靠汽拉响的，没有操作什么的。”
小时候，找不到的爷爷在家休息时，一听到江边船的汽笛声响了，就知道是自己的船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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