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行仓库，位于苏州河的北岸。在今天的上海地图上，其东为西藏路桥，其西则为晋元路。而过了河，便是当年的英法租界。
晋元则是一位将军。为广东梅州蕉岭县人。姓谢。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历任中国军队排长、连长、营长、师参谋、旅参谋主任、副团长、团长等职。让他爆得大名的，是他在淞沪会战中率“八百壮士”死守上海四行仓库，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热情。
这次会战紧接着“七七事变”，开始于年8月13日。
一方面，日军为了破坏当时中国的工业力量，并且在国际上产生日本皇军战无不胜的神话；
另一方面，当时的国民政府为了将日军由北向南的入侵方向引导改变为由东向西，以利于长期作战，也特意在上海摆下了阵局——遂让早已成远东大都市的上海，成了最残酷的前沿阵地。中日双方共有约万军队投入战斗，战役本身更是持续了三个月。
由于中国军人的誓死反击，加上军民一心，日本侵略者宣布死伤4万余人，尽管远远低于中国军队的30万余人，但“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被彻底粉碎。中国进入全面抗战。
与此同时，因为在抵抗日军中精彩而又壮烈的表现，谢晋元与四行仓库一同被载入了中国的抗战史，成为今天上海人民缅怀先烈的知名地标，并在今天，因为《八佰》电影的上映，更为人知。
只是，说了那么多“四行仓库”，很多人也许只是懵懂，这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建筑。这个“行”，是念xing，还是hang？但我要告诉你，这个“行”是银行的意思，你大概明白这个仓库是怎样的一个建筑。
四行，其实也就是四家银行，分别是盐业银行、金城银行、中南银行，还有就是大陆银行。
它们是当年中国民营银行创办成风时站在风口上最为亮眼的几家银行，时称“北四行”。与之相匹配的，则是由陈光甫创办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亦称上海银行）、浙江兴业银行，以及浙江实业银行（前身是清政府在浙江设立的官钱局）所组成的“南三行”。它们既是金融救国的先驱，同样也在抗战中前赴后继。
不过，要说这“北四行”，我们还是要得从另一个大都市——天津说起。
一
今天去往天津的中街，只须由天津火车站西行，过海河解放桥，便一下子进入了这“西方的世界”。
在这条不算宽阔的马路上，左右排列着一幢幢诸如哥特式、罗马式、日耳曼式、俄罗斯古典式的西洋建筑——这些都是当年那些金融机构的遗存。
因为毗邻老龙头火车站（天津站旧称）和海河码头，又有位于租界的地理优势，西方银行把这条马路当成了风水宝地。据说还是汇丰银行率先在这里破土兴建，其时为年。接着华俄道胜银行、麦加利银行、横滨正金银行、中法工商银行、朝鲜银行、东方汇理银行等银行相继涌入进来。
只是，也并非西方银行独霸这方天下，在这些西洋建筑之中，其实还掩藏着重要的“中国元素”——那就是被誉为中国“北四行”的盐业、金城还有中南，至于大陆，也离此不远。
它们和西方银行站到了同一“起跑线”上，无惧直面竞争。
在这四家银行中，盐业银行出生最早，年便由张镇芳创办。这位袁世凯长兄袁世昌的内弟，在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时，曾官至天津长芦盐运使。正是为了管理好盐政，他在袁世凯的支持下，创办了这家盐业银行。不过，总行一开始设在北京，直到年，随着其在中街的新址竣工，才将总行迁入此地。
接着是大陆银行，它是在北洋代总统冯国璋的支持下，由谈丹崖与王桂林、曹心古在年4月1日共同创办，设总行于天津，并由谈丹崖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谈丹崖，亦即谈荔孙。和信成银行的周舜卿、沈缦云一样，为江苏无锡人，年生于江苏淮安。他在日本留学时就在东京高等商业学校——今日本东京商科大学学习银行经济，毕业后到日本银行实习。
其一辈子热衷银行事业，在大陆银行一任上，曾坚持了14年之久。不过，和盐业相反的是，大陆的重心在年代初“北”移——随着其在北京设立大陆银行总管理处，天津总行随即改作分行。
金城为老三。其由周作民于年5月15日创办，最早总行设于天津，先后在京、沪、汉等地开设分行。取名为“金城”，“盖取金城汤池永久坚固之意”。这位曾师从大名鼎鼎也是王国维亲家罗振玉的淮安人，原名维新，戊戌维新以后，恐触时忌，改名为作民。
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取广东官费赴日本留学。民国后，曾在财政部任要职，这为他积累了广泛的人脉资源。接着，他出任了交通银行总行稽核科科长，并兼任国库课主任，成了交通银行实权派的同时，也开始了他的银行生涯。正是在交通银行，他摆平了安徽军阀倪嗣冲，设立芜湖分行，此事也成为他日后成立金城银行的最直接契机。
由于周作民的穿针引线，金城银行的发起人，有了这两种类型：
一类是军阀、官僚及他们的代表人，比如安徽省督军倪嗣冲（以其子倪幼丹出面）、安武军后路局督办王郅隆、陆军次长徐树铮、天津造币厂监督吴鼎昌、长芦盐运使段谷香、山东财政厅长曲荔斋、陆军部经手发放军饷的陈星柚，还有一类就是与军阀官僚有联系的交通银行当权人物，除了周作民之外，还有总行协理任振采、北京分行经理胡笔江。
“前一类人拥有雄厚的资力，而后一类人又有管理银行的实际经验，这两类人结合起来使金城银行的资本较一般银行充实，揽取‘达官贵人’、‘军政机关’，存款门路广，买卖投机公债消息灵通，同时还能取得官僚资本的交通银行的特殊帮助。”（天津市银行业协会编辑，《金城银行》）
所以，金城一时成了天津的扛把子。直到今天，天津重新成立民营银行时，还把“金城”这个名字又拾起来。
二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如果审视“北四行”，你会发现，它们的“出身”，大多成分很复杂，有各种各样的势力纠结于其中，有时甚至让人看出“官方背景”。
一、参股的多有官场大佬，有亲自加入，也有隐形持股；
二、与权力结合得比较紧密，甚至以权力作为依托；
三、擅长做政府生意。这在盐业银行身上体现得特别突出。张镇芳本人就是前清官僚，而且和袁世凯有着特别的关系。不过，其因参与辫帅张勋复辟，结果失败后锒铛入狱，但这并没有让盐业就此走衰。首先，它有“盐业”作为依托，信用依旧。其次，它被北洋政府段祺瑞内阁接收，为政府所庇护。
也正是段内阁，派出吴鼎昌（-）作为盐业银行的总经理。这位生于四川成都，祖籍浙江吴兴，留过洋的一介书生，毕生有着三大“职业理想”：开银行、办报、兴学——幸运的是，他又都一一实现了。
办报，他曾在年盘进过《大公报》，任社长，留日老同学胡政之任经理兼副总编，张季鸾任总编辑兼副经理。这一时期的《大公报》，颇具风流；
兴学，他在任贵州省主席期间，大力支持创办贵州大学、贵阳医学院及贵阳师范学院，让贵州的教育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再回过头说第一个“理想”——开银行，也无疑很成功。早在年8月，他就出任大清银行总务局局长，旋调任大清银行江西省分行监督。辛亥革命时，他担任南京临时政府军用票发行局总办，参与了万元军用钞票的发行。民国成立后，大清银行被改组为中国银行，他出任正监督，并主持拟定了中国银行条例。年，他又出任财政次长兼天津造币厂厂长，主持铸造风行于世的“袁大头”。
在袁政府倒台之后，他又投靠了段祺瑞，然后便有了盐业总经理一任。在这一任上，吴鼎昌的行事风格也比较有意思，除了紧盯北洋政府各机关领导的军政费这一存款之外，还曾重用过一个人——在天津庆喜金店充外勤兼二掌柜的岳乾斋。此前，岳乾斋在从事金银首饰的买卖的过程中，结识了不少权贵显要和清代遗老。无疑，这些人的手中，必然掌握有清室大量的文物。吴鼎昌通过他，长年从事一项特殊的业务，即向这些权贵显要和清代遗老，包括末代皇帝溥仪在内的清室后裔办理押款。仅此一项业务，就使盐业大发其财。
日后，当清室无钱还款，他们的押品就被没收处理。这一大批古物中，就多件瓷器，是康熙、乾隆、嘉庆三朝之物。此外还有很多乾隆时期的玉器。将它们变卖，不仅还清了清室的押款本利，还剩下千余件文物，其中还包括中国文物史中最为知名的一套16只金编钟，它无疑成了银行的账外之财。
和吴鼎昌能有一比的，大概就算周作民了。
作为金城的创始人之一，他在创业初期股份很小，只是总经理，直到年才当选为董事长，并同时仍兼任总经理，实现了对金城的完全控制。不过，正因为他给金城网罗了一堆“神仙”，让其在投机政府公债、库券和进行财政性投放等上面获得了巨额利润，这也成了它最大的利润来源。
成立后仅仅经过三年时间，金城就在华北获得了与中国、交通、盐业银行并列的地位，奠定了其发展基础。这也导致了周作民不太注重管理，而注重经营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所以他要求基层行员一定要有服务礼貌，哪怕盛夏季节，上班接待顾客都必须穿上整洁的长衫。另外，他的手下还准备了“吃、喝、嫖、赌、玩古董”这五种人才，投那些需要敷衍逢迎的人物之所好。谁要是路子多，他往往很迁就放纵，哪怕生活腐化，挥霍公款，甚至拖欠行里很多钱，最后经过他批准，就可以作为呆账一笔勾销。
无疑，这两位行事风格颇为相像的银行家，在未来的日子里也一定“惺惺相惜”，他们除了在双方的银行里相互持股之外，像吴鼎昌在金城初创时期，就是它的董事，以及监察人，他们还实现了联营。
当然，这一切源于吴鼎昌在年的欧美考察游历，“他认识到外国银行资本雄厚，而且协作精神强，遇到风险和难题可相互调剂；而我国银行界各自为谋，不相联合，势孤力弱，当此乱世，若不联合起来形成合力，断不能图发展。”（李力，《乱世风流——民国银行家吴鼎昌的经济人生》）
一开始，联营方除了盐业、金城，还包括中南，没多久，谈荔孙也表达了加入联营的意愿。于是，四行一拍即合，于年成立了“四行联合营业事务所”。
至此，“北四行”的名头一炮而响。
三
相比盐业、金城，以及大陆，作为“北四行”之一，中南却有点名不正言不顺。
首先，它的名字，就透着一股“南方味”。和周作民一样，它的创始人黄奕住也是南方人，出生在福建南安。但和周作民主要就职于北方不同的是，他16岁就随同乡流浪到印尼，从剃头开始打拼，35年后成为当地显赫的糖商。不过，在强烈的爱国意识的驱使下，他最终放弃了在印尼打下的大好基础，回国定居厦门，并成为厦门首富。
为了体现“华侨资本家良多于祖国国家社会各事业抱具执忱者”，也“以为今后为南洋华侨资本家社会各事业发生关系起见”，他与《申报》董事长史量才、银行家胡笔江等人谋设中南银行，并于年6月正式开业。
之所以以此为名，“中南之者，示南洋侨民不忘中国也。”
在这家银行中，他认股万元，占第一期缴足资本的70%，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中南银行不仅名字很南方，而且也是侨资金融企业，在当时应为全国最大；其次，中南银行的总行是设在上海，位于上海汉口路号，是“北四行”之中没有将总行设在天津的唯一一位。
相比盐业、金城以经营官家为能事，同是交通银行出身的胡笔江在担任中南总经理的时候，尽管在开业第二年也增设了天津分行及北京办事处，但他慧眼独具增设了厦门分行和鼓浪屿办事处，以此来吸收南洋一带华侨汇款及侨眷存款，另外，他还以高薪聘用英藉雇员，开办对外汇兑业务。在他的筹划下，南方的诸多城市，如汉口、广州、南京、杭州、苏州、无锡、香港等地，都出现了中南的身影。
这让中南银行的“南方味”变得更浓。不过，和金城、盐业、大陆实现联合经营，却让中南以“北四行”的面目而广为人知。
某种意义上，这次联营，主要也得益于中南。
由于是侨资银行，身份特殊，所以在开业当年，它就获得了钞票发行权。但是发行钞票需要充足的准备金，以中南银行一家的实力略显单薄，最后在吴鼎昌的牵头下，实现了联合。
这让其它三家银行收益匪浅。以前它们没有发行钞票的权力，现在可以跟着中南银行一起发钞。钞票的字样尽管仍为“中南”，但从年开始，盐业、金城、大陆、中南从四行准备库领取的钞票上分别加印了四行的首字母缩写Y、K、C、S作为暗记。
可以断定，“北四行”联营，成为利益共同体，不仅有利于壮大银行的实力，在面对风险和外界挑战时，更有把握。除此外，还能为接下来的金融创新提供重要支持。
在大陆银行加入之后的同年9月7日，四行就修订了《四行联合营业规约》，其中明确了联合营业事业分别为联合准备事宜、联合储蓄事宜、联合投资事宜及联会调查事宜，并先后成立了四行准备库、四行储蓄会、四行信托部和四行调查部等机构组织。其中，四行准备库及四行储蓄会均具有开创意义。
先说四行储蓄会，当年风光不小，“可谓民国时期成员众多，而又贴近广大群众的金融组织了。”（杨天亮，《浅析-年的四行储蓄会》，上海档案信息网）
如果说四行中的独立个体，像盐业、中南大多“眼光向上”，重存款，四行储蓄会则“眼光向下”，对准了社会的闲散资金，重储蓄。在某种意义上，储蓄是一种积少成多、聚沙成塔的行为，也是银行“服务社会”的举措。“在银行方面，则存户既众，积少成多，可成巨款。且每日进出，为数极微，故储蓄所收入资金，银行尽可安心运用，藉谋赢利；在存户方面，则于少数金额，既可得相当利息，又可开居积之端，乐于存储。”
追本溯源，某种程度上，此风由陈光甫所开，这位“小小银行家”在年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以“注重储蓄”为办行方针，推出“一元开户”、“零存整取”、“整存零取”、“存本付息”、定活两便等各种新型储蓄方式，改变了银行重存款而不重储蓄的路子。只是，此后的银行依旧将存款业务放在主要营业中，而将储蓄放在附属营业之中，四行储蓄会的横空出世，必将彻底地改变这一格局；
再说的就是四行准备库，它其实就是四行的联合发钞机构。四行仓库便是由此而来，作为准备金存放之处。为了取信社会，四行准备库特意陈列了许多银箱，每箱各堆放枚银元公开展览，以示四行储金充足、实力雄厚。此外，四行仓库还类似于今天的银行保险箱，为当时的企业、富商，提供存放贵重物品和有价证券等功能。就连商务印书馆也将自己的很多珍贵古籍存放于此。
正因为此，四行仓库建得格外牢靠，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其中屋宽64米，深54米，高25米，单墙壁就厚一米以上，非重炮和烈性炸药不可轰开。
当年谢晋元据守于此，也是看中它的防御能力。加上又在仓库外围修建和加固了工事，仓库内又囤积了大量的弹药武器、粮食和水，日军想一口啃下，还是比较难的事情。
不过，由于敌强我弱，加上中国军队大部分已经撤离，谢晋元等八佰勇士“抱定必死决心孤军奋战”。某种意义上，四行仓库保卫战在整个淞沪会战其实规模并不大，也不起眼，但这种精神却重新振奋了因淞沪会战受挫而下降的中国军民的士气。
日后的谢晋元，也因此受到国家的嘉奖。但可惜的是，在汪精卫投靠日本之后，他因为不想与其同流合污，被汪精卫情报部门“76号”买通了几个兵痞给杀害了。没死在正面的战场上，而死在了背后的暗杀中，想想都为谢晋元感到不服。然而，肉体已逝，但他的名字和四行仓库一起，依旧像大旗一样，矗立在记忆的高地。
而中国人民“金融救国”的历史，也将与之一同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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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活：中国民间金融百年风云》
王千马著
现代出版社出版
此书删节版将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敬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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